民间收藏仰赖《文物法》修订
2013-03-11 17:23:29   来源:上海商报   点击:

规模的壮大与法律的滞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民间收藏人士对遭遇到的问题难以通过法律途 径有效解决均有深刻的体会,陷入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市场的诚信制度、诚信机制、诚信体系的建立虽然提倡多年,但是因为总指导原则—《文物法》的滞后,其 建立也相应非常困难。

  《文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简称,现行的《文物法》是2002年10月28日新修订、公布并正式实施的。《文物法》的立法宗旨是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同时 亦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基本指导规则,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民间收藏事业的蓬勃发展,民营博物馆、收藏品市场等民间收藏场所的不断涌现,以及艺术品拍卖、画 廊等平台交易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建设逐渐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规模的壮大与法律的滞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民间收藏人士对遭遇到的问题难以通过法律途 径有效解决均有深刻的体会,陷入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市场的诚信制度、诚信机制、诚信体系的建立虽然提倡多年,但是因为总指导原则—《文物法》的滞后,其 建立也相应非常困难。业内人士认为治理市场乱象的根本出路在于“修法建制”,今年的“两会”中,代表们对于修订文物法的呼声很高。民间收藏人士认为:民间收藏的 水准某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文物法》修订应该配合民间收藏的发展需要,确认民间收藏的地位与合法性,对民营博物馆的建设予以鼓励,从细节上规范文物 艺术品交易等。这样的一部指导性大法,在修订上不应仅限于对文物保护的规范,而应对文物的研究、利用、流通、管理、收藏等诸方面均做出相应的规范。

  在现有的《文物法》指导下,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遇到哪些问题?

  吴少华:近十余年的发展速度超越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但是基础并不扎实,粗放型地迅猛发展衍生出很多问题,常被人所诟病 的有艺术品市场的监管缺位、行业诚信缺失、赝品泛滥、虚假鉴定、假拍拍假、份额化交易炒作等问题。北京一家权威媒体曾于2013年首期评选出“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 八大事件”,其中就有“天价汉代玉凳”涉及专家鉴定问题;“过云楼藏书之争”涉及拍卖规则问题;以及“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涉及国有收藏和民间收藏问题;细细读 来,无一不与法律建设有莫大(博客,微博)关系,这也是触动我首谈收藏与法律关系的初衷。我国现有的《文物法》是原则性的大法,法条基本覆盖文物艺术品保护的所有工 作,这点应该被承认。但是这部法律毕竟制定的时间较长,滞后的法律条文与现实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产生众多矛盾,所以改是必须的,而且要快,修改的法律条款应该 更加符合现行艺术品市场的需要,不能给市场发展设置阻碍。

  马骋:首先,我强调一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相配套,否则就会导致法条不能真正实施,造成与现实情况的背离。目前我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在 鉴定机制、定价机制、交易机制、监管机制都存在“黑洞”的社会环境下,《文物法》的修订首先应当改善法律实施的社会环境,这是件紧迫的事。

  2002年新《文物法》实施,随后国家又出台了《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首次将我国民间收藏纳入了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事业之中,确立了民间收藏的合法地位。并对 民间收藏的途径作了明确规定: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国家规定的 其他合法方式。同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准买卖的文物也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文物名词定义、主体、操作等方面存在依然着相当多不足。总让人感受到文物法不少 条款定义模糊、职责不清、难以操作。

  尤其是针对民间收藏市场,《文物法》修订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少华:首先应该给予民间收藏应有的地位和承认,适当开放民间力量有利于于文物艺术品的收藏与保护。目前指导我国民间收藏的制度还留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 痕迹,按照《文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这点无可非议。民间收藏人士收藏“地下”文物实际上属于非法行 为。致使民间收藏品交易很多只能在地下进行,偷偷摸摸。举一个普遍的案例:比如古玩文物市场是持有工商局发照的合法市场,应该说从这里买进东西,是通过合法途径 ,事实上往往合法的东西转眼变成了非法,成了出土文物黑市交易,一不小心就“撞到枪口上”,这就造成很多民间收藏人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选择地下交易,或 者上当受骗买到很多假货。其实,我国近几十年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文物在建设中出土,而其中真正能够被国家机构收藏的,不足总数的10%,其余90%都遗留在 社会中,与其让文物在地下交易中流失,为什么不能让民间收藏者光明正大的收藏,于此同时建立登记管理机关对民间收藏人士的藏品进行登记、科学管理。

  马骋:首先从法律层面承认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有效补充,第一,对于善意取得的文物艺术品,应当认定公民拥有这些文物的合法性,只要不存在对该文物艺术品造 成破坏可能,应当对民间收藏行为予以肯定,;第二,承认公民个人拥有合法取得文物的所有权,充分体现出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第三,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享有 自主处理权,可以通过继承、赠与、买卖、交换等合法手段进行处置而不受干预。其次,要有效界定民间文物艺术品收藏的范围,区分文物、古玩、旧货的概念;历代遗留 下来的东西多了,不可能都是文物,因此,只有通过文物鉴定才能最终确定其是否文物,哪些是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哪些是不属于受国家保护的历史遗留物。并且通过税收 制度的建设鼓励民间收藏者将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收藏机构,同时也鼓励民间收藏者为民族和国家保存文物范畴之外的珍贵历史遗留。

  在法律构建下的“藏宝于民”该如何实施?

  吴少华:我国历史悠久,文物数量庞大,而由于文物认定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使得未认定或认定中的文物缺少保护。而藏宝于民可以消除担忧,文物艺术品的拥有者 自然会对担起对文物保护的责任。而如果在商业开发中发现文物,施工单位或开发商则更会考虑到文物今后的价值,自觉地对文物进行发掘和保护。其次,藏宝于民还会促 进文物在民间的流通,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民间博物馆的出现则会促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也让更多的民众欣赏到这些珍贵的文物。除了学术价值和考古价值,进入 市场流通也是体现文物价值的一种方式。再次,我国现有国家博物馆从数量到规模都不能满足收藏陈列文物艺术品的实际需求,有许多对于民间藏家来说十分难得的文物只 能在博物馆中的库房里无法展示,得不到应有利用。如果促成这部分文物的民间收藏,不仅能够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可以在民间博物馆中得到展示。

  马骋:首先,“藏宝于民”要怎样藏,以什么样的形式藏,这些“宝”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在法条中有明确的介定。如果普通民众可以拥有这些文物,那么也就意味 着有了对这些文物的处置权,也就引发了这样的质疑:为了经济利益,是否会出现以买卖、拍卖等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活动?这就引起《刑法》中相关条款的变动。对于个 人收藏爱好者来说,文物保护的难点在于安全和专业知识。虽然部分收藏爱好者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能保证每一件文物都能够受到很好的保藏。总体来说我认为, 藏宝于民应体现“重器藏于国,普器藏于民”的概念。

  社会鉴定机制的构建意义重大,我认为应该以区县一级为单位,建立合法的鉴定机构,配备专业鉴定人员和仪器,真正从公权力的实现方面遏制所谓的“无良专家”当 道。

  民营博物馆建设应该纳入未来的《文物法》修改吗?

  吴少华:民营博物馆应当纳入《文物法》的保护范畴,在我看来,《文物法》需要修改,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在现行法规中加入对民营博物馆的规范。如今兴建民营博 物馆已经成为一种大势。然而现行的《文物法》中对于民营博物馆几乎是只字未提,这就表现出了现行法规的滞后性。各地的民营博物馆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无法与公立博 物馆享受同样的社会公共资源,企业家只能是自己掏钱,自生自灭。因此应该政策上给予引导和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出台鼓励政策来扶持民营博物馆。

  马骋:关于民办博物馆建设,我也关注过不少媒体报道,从数据上看随着2006年国家出台《博物馆管理办法》开始鼓励设立民办博物馆,2010年七部委发布促进民办博 物馆意见后,申报民办博物馆的个人收藏者越来越多。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统计,我国目前有3589座博物馆,并以每年约100座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目前统计在册的民办 博物馆达456家,占全国博物馆总量的百分之十三。民办博物馆要维持公益性的长期对外开放,其运营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在民间博物馆的发展上,当务之急应该是在政府 部门引导下,尽快制定一套适合民间博物馆运作的管理政策,从政策上给予引导和支持,通俗来讲就是为民营博物馆提供长期收藏、展览的场地,为民营博物馆馆藏文物艺 术品给予适当保险投入,最重要地是将民营博物馆的建设纳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大规划中。

  《文物法》是纲领性的法律,在修订中与其他法律应该如何配合?

  吴少华:在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半年后,国务院公布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这是直接关系到《文物法》各项具体工作实施指导性的文件。其实与文 物艺术品相关的还有大量的法律,比如大家熟悉的《非遗保护法》、《拍卖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邮政法》等等,还有大家都想不到的《海关法》、《遗产法》、 《著作权法》、《物权法》、《工商法》,乃至《刑法》。所以只要《文物法》一直不做变动,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款一定也相应滞后于目前的文物艺术品市场。

  马骋: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立法权限、规制方式等受到《文物法》较多的限制,比如,要通过法律赋予文化行政部门之于文物艺术品经营者主体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权力,需要较高层次上的法律调整,这对地方通过立法规制艺术品经营市场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我认为应该通过《文物法》的修订鼓励相关行业协会自律式公约的出台,比 如中拍协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就起到很好的社会效应。行业公约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刚性约束力,但扎根于社会,落实于行业,对于保障社会治理 和实现法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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