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 点亮心灵深处的海南印记
2013-04-28 16:35:39   来源:海南日报    点击:

在海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钱人用‘番水’,穷人用‘苦油’”。“番水”,即“番客”从南洋带回来的煤油灯,而更多贫苦村民使用的是自制的“苦油”。



 
  图1:清末民初德国谦信洋行出产的煤油灯

 
  图2:禅臣洋行出产的煤油灯

 
  图3:清末民初美国产煤油灯旋扭

 
  图4:老式煤油灯局部

 
  图5:旧时简陋的灯具

 
  图6:清末民初美国产煤油灯

 
  图7:卷草纹煤油灯

 
  图8:旧时海南寻常百姓家中简陋的灯具

 
  图9:戴翰园先生与他收藏的煤油灯
 
  在旧时的海南,“洋灯”分属为“南洋记忆”,而在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是简陋的灯具。
 
  收藏:温暖的南洋风
 
  戴翰园先生对灯有着特殊的情结。戴翰园说,即便有些煤油灯的实用功能已日渐退化,但是,在没有电的时代,油灯意味着家的中心,温暖的环绕,也能让人浮想起屋内青灯黄卷、屋外雨打芭蕉叶的怡然自得。
 
  避开车水马龙,每每看着这一盏盏煤油灯,不仅能让后人触摸其承载的文化轨迹,也能让藏家在沉静中体会在内心修篱种菊的平和。
 
  这是戴翰园几年前在海口古玩城闲逛时发现的一个“宝贝”。他还记得那天,它在一位头戴草帽、衣着朴素的农村男人手里,被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歪歪斜斜地包着,乳白色的花边灯罩下掩映着独特的灯体轮廓。男人似乎正在左右张望等候买家。一旁的戴翰园看着十分揪心,“我就是担心他这么拎着把灯摔坏,连价钱都没谈就买下了。”戴翰园说。
 
  戴翰园买回来的是一盏吊灯。在精致的灯罩下,其两边由铁制卷草纹勾勒出曲卷多变的线条,灯的主体部分与一般的煤油灯无两样,高约40厘米。微风拂来,灯盏晃动,在夜色朦胧中,好似一位窈窕淑女正坐在马车上赶赴情郎的约会。灯盏上的卷草纹,正是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忍冬纹,于唐、宋、元、明、清均很流行。这样恰如其分的结合,俨然成为一个艺术品。
 
  “屋里的煤油灯大多都是我去文昌、琼海一带收的。”戴翰园介绍,解放前,文昌、琼海一带的华侨经常带回很多南洋风格的手表、油灯等生活用品。解放后,由于有了电灯,煤油灯不再派上用场,有村民便在公路边摆上地摊售卖,油灯就这样走进了有心人的收藏世界。戴翰园每次看到都如获至宝,便买下来,日积月累,于是便有了这一屋子的“明媚”。
 
  这些煤油灯虽老旧易碎,且在收藏市场上也并不昂贵,但在戴翰园眼里,它们却值得珍藏,因为那里承载着儿时家的温暖、心的宁静,更承载着海南独特的南洋印记。
 
  经典:清末民初中西合璧
 
  在戴翰园屋中的一角,木质的桌台铺上一块碎花小布,有两盏精致的煤油灯端坐着。若不拿出放大镜来仔细观看,你或许会错过它们的“跨国”故事。
 
  凑得很近,我们才在小巧精致的灯钮上发现,他们分别刻着“禅臣洋行”、“谦信洋行”出品的字样。戴翰园推测,这两灯盏应是从清末民初时期流传下来,或是某位华侨从南洋带回海南,抑或是从大上海、青岛等大城市漂洋过海来到海南的大户人家。
 
  的确,民国期间,国内的城市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分工的加深,钱庄、当铺、专业货栈的兴起形成了发达的金融网,而洋行是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钱庄是其经营内容之一。
 
  禅臣洋行是18世纪40年代在华设立的老牌洋行,总部在德国汉堡,1846年先在广州设立分行,后将总行迁至上海。1902年,禅臣洋行在青岛霍恩佐街(今兰山路)创办分行,成为德国洋行的“带头大哥”。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物品主要有德国机器设备、五金器材、化学颜料等。
 
  戴翰园收藏的这盏煤油灯就是旗下产品。既是“洋灯”,其外观必是洋气很多,但灯盏显露出更多的是浓郁的“中国风”。
 
  灯的主体分为三部分,底部的灯托为铜质,四周为四只老虎的爪子紧紧地“抓”在桌子上,灯托前后侧还对称地刻着“铜钱”状的图案。灯身、灯罩则用玻璃制成,生锈的灯托和沾上一层层厚黑烟的灯罩,像大树的年轮暗示着它的年纪。灯身呈南瓜状,灯罩呈“观音瓶”状,在灯身上半部分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下降的小齿轮,棉绳的下方伸到灯座内。只要往煤油灯内注满煤油,棉绳便可把煤油吸到绳头上,用火柴点燃绳头,罩上灯罩,本是静谧的夜,便平添了一份橘红色灯光的暖。
 
  “虎爪寓意辟邪、抓财”,戴翰园介绍,铜钱状在上方,暗示洋行揽财,而灯罩呈“观音瓶”状,或许隐含宗教精神。
 
  另一盏“洋灯”为“谦信洋行”制造,资料显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灯的造型较为简单,灯托部分也为玻璃制的南瓜状,灯罩部分则修长纤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戴翰园收藏的煤油灯中有一个共同点,即细微之处尽显匠心。其中一盏灯纽上刻着“Aladdin,made in USA”(阿拉丁,美国制造)的煤油灯,其造型又有其独特之处。其灯托为乳白色呈碗状,灯的主体部分有细密的气孔,玻璃制的“观音瓶”灯罩上印画着两朵摊开的绿莲,点亮,灯罩掩映下,绿莲似在烟雾缭绕的湖面上漂浮,宛如一幅水墨画……
 
  戴翰园说,清末民初由于国内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也促进了品牌意识的崛起。而旧时工匠对灯具的精致做工,时刻提醒着如今“吃文化快餐”的我们,放慢脚步,雅致生活。
 
  记忆:苦油与番水
 
  灯具的出现,始于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兰膏明烛,华镫错些”,表明灯以文字形式记录史册。
 
  在电灯尚未出现的年代,油灯是稀罕珍贵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咽不下的那口气,就是为了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一则是因为他确实视财如命,二则确实是恐费了油。
 
  事实上,在旧时的海南,“洋灯”分属为“南洋记忆”,而在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是简陋的灯具。
 
  在海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钱人用‘番水’,穷人用‘苦油’”。“番水”,即“番客”从南洋带回来的煤油灯,而更多贫苦村民使用的是自制的“苦油”。
 
  “月娘光光才吃‘晚’”,海南民俗研究者钟捷东老家在海口龙华区遵谭镇,在他的回忆中,村里的乡亲们吃晚饭要掐准两个时间点:要么在太阳下山之前,要么在月亮出来之后。老百姓们早出晚归,待到回来时屋子里已一片漆黑。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月亮出来,才能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所谓的“苦油”,其实只是简单地将采摘的海棠果榨油,用柴火点燃取光。燃烧的海棠火焰小、亮度不够,而且臭味浓厚,若是借光读书,不到半个小时便是满脸乌黑。黑暗中人们对光的渴求,还让不少人去山中采摘蓖麻籽。蓖麻籽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国内,是航空用油的重要原料,易燃。“将30-40粒串起来点燃,大概能吃完一顿饭呢。”钟捷东说,燃烧的蓖麻籽火焰大,但是油烟也更大,十分呛鼻。
 
  值得一提的是,钟捷东以及更多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海南人对两种灯还有着特殊的情结。“煤油灯的瓶子是昂贵的,若是摔坏了可了不得”,钟捷东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节省开支,很多人家都舍不得更换新的煤油玻璃瓶,便将干净的墨水瓶子作为替代品,“白云牌等各式各样的墨水瓶经过我们‘制造’后,和崭新的煤油玻璃瓶的照明程度差不多。”
 
  在文革时期,“汽油灯”则是灯中的贵族。据介绍,在当时,只有公社文化宣传队下乡演出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汽油灯”。“汽油灯有专人操作、打泵加汽,看到演出精彩之处底下有观众欢呼,一旁操作汽油灯的人就会应景地加汽,随着‘砰’一声,汽油灯亮度四射。”钟捷东说。
 
  记录:油灯里的海南符号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电灯的使用已经十分普及。但是在海南的许多地方,每逢过年、“公期”等重要节日,仍会看到“煤油灯”的踪影。
 
  “煤油灯在海南,已经超越了其使用功能。”戴翰园说,“灯”在海南话发音中为“丁”,在海南文化中,“点灯”意味着“添丁”。以往,海南文昌、琼海等华侨从南洋将这些别致的煤油灯带回家乡,要的是“添丁添财”的好彩头。在海南习俗中,客人来祝贺主人的乔迁之喜,也会送一对漂亮的煤油灯,寓意吉祥、祈愿美好。
 
  据钟捷东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代,物资贫乏,买煤油还需要有“油票”。当时一斤煤油要三毛八分钱,大概可以使用2个星期左右。村里有的人家穷,就把一年买煤油的钱省下来,等到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将家里里里外外都点上煤油灯图个“旺丁旺财”的好兆头。“无论是在正屋,还是横屋,包括客厅、每一间卧室,甚至在牛栏、猪棚都要点上煤油灯”,钟捷东说,若是家中小孩调皮地把火苗调大,是少不了挨骂的。
 
  的确,在慢慢逝去的古老灯具中,它们照亮、记录了现代文明亦步亦趋的进展。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们将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黑暗是通往未知的。灯的出现,
 
  让生活厚重的帷幕变成了轻纱,
 
  影影绰绰,曼妙多姿。
 
  走进戴翰园先生的屋中,
 
  一盏盏因岁月的冲刷而褪色、
 
  生锈的煤油灯,
 
  或高贵,
 
  或古朴,
 
  或庄重,
 
  让人禁不住
 
  循此与历史的路径再靠近一点。
 
  在海南,老旧易碎的油灯,
 
  也不是收藏市场的热门。
 
  但是海南藏家戴翰园先生对煤油灯
 
  不离不弃的珍爱,
 
  让人们不得不关注海南这些或精致
 
  或古朴的油灯里,
 
  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
 
  (傅人意 李幸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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